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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修车技师

同一个夜晚,位于杭州昭庆寺里街一座宅院的密室里,华东特案组苦觅不得的“品字三方”老大保福祥、老二冯恭宝也正在商议“重大会务”。

保福祥是一个生性狡猾、心思缜密、遇事冷静的角色,自从抗战胜利后原太湖“品字堂”覆灭,这个老家伙又在其智慧韬略库里增添了一件法宝:要善于总结经验。此刻他紧急约见“腾飞五金行”老板冯恭宝,就是因总结经验而感觉到的不祥之兆——曾涉川与王秀丫可能出事了。

曾涉川离开杭州时,保福祥在总结以往“品字堂”吃亏以及江湖上其他黑道出事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想出了一个算不上聪明但却比较有效的安保措施。他叮嘱曾涉川,抵达上海后,即往杭州“腾飞五金行”发一份隐语电报,报告南京之行的情况。曾涉川从南京赴沪后,一出北站就照办了。

保福祥对曾涉川的叮嘱还有第二项:每隔三天寄出一封平信报平安。这封平信并未写收信人地址,而是寄往杭州城区某个邮电局的营业厅,有收信人姓名(自然是五金店某个伙计的),邮电局收到后,把信放在营业厅一个类似阅报栏的上锁玻璃橱窗里,收信人可去营业厅查看,发现有自己的信件,向柜台营业员出示证件(工作证、户口本、居委会证明等)后,即可把信件取走。这项业务,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在江南地区部分城市(包括县城)推出,唤作“留局待领”,是不收费的。取信的活儿,自然也是由冯恭宝指派“腾飞五金行”的伙计去干的。

要说曾涉川,倒是很听老领导招呼的,保老大的指令,他一一照办。在抵沪的次日,即12月7日,他就寄出了第一封信。之后,12月10日傍晚独自去“大世界”的途中,又寄出了第二封信。当然这是王秀丫不知道的。

12月11日,保福祥收到了曾涉川的第二封平安信。之后,七十二小时过去了,老爷子却没等到第三封信。第二封平安信的寄出日期是12月10日,次日保福祥就收到了。按说,下一封平安信应该在14日寄达,可“腾达五金行”前往取信的喽啰却白跑了一趟。保福祥觉得反常,当晚紧急约见老二冯恭宝。两人分析下来,认为以曾涉川的行事风格,这种要紧事情他是决不会掉链子的。看来,十有八九是出事了。

保福祥遂作出决定:迅速离开此地,同时,指派喽啰连夜搭乘夜班火车赴沪打探情况。

那么,转移到哪里去呢?两人商量下来,尽管冯老板在杭州还有一处亲戚的房子可以让保福祥入住,但距离稍远,而日后需要两人当面商量的事情肯定不会少,不方便。因此,保福祥提出还是转移到冯恭宝的那家五金行去。

说走就走,当晚夜深人静之际,五金行的那条作为交通工具的乌篷船悄无声息地在昭庆寺里街那座宅院后门外靠岸,将保老大转移。

派出去打探的喽啰去得快回得也快,次日午后已经回到五金行,带来的消息于保福祥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曾涉川已经死亡,王秀丫被捕,老爷子的寓所让公安抄了个底朝天!纵然冯恭宝是杀人如麻的老土匪出身,当下听着,也有点儿魂不守舍,倒是保福祥因为已有心理准备,外表还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他拿着白铜水烟筒“咕噜咕噜”地抽着,一声不吭。筒烟抽完,把水烟筒放在一旁,开腔了:“以老兄高见,接下来共产党公安会做什么?”

冯恭宝已经恢复了镇定,略一思忖便有了答案:“自然是盯着您那娘姨审问不休呗!”

保福祥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当初我雇佣她时,就考虑过泄密问题——国民党政府正在通缉我这个汉奸嘛,不过,以我对这个苏北女人的了解,尽管她会在第一时间就老老实实招供,但她供出的情况只怕人家不感兴趣。因为我们的所有重要行动,包括暗语书信的往来,都是避着她的。未雨绸缪,成事之本啊!”

冯恭宝在杀人越货方面的本领比保福祥一点儿不差,但若论智谋心思,估计只能给保老大提鞋。听保福祥这样说,他心头顿时一松:“如此说来,咱们这是有惊无险了?”

保福祥点头:“可以这么说。不过,曾涉川的死,对于刚开张的‘品字三方会’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大曾是个道上鲜见的超群人才,咱们一时找不到人手替代。另外,台湾那边的客人,估计最近也要到了,咱们报过去的名单中有曾涉川这么一个骨干,以‘国防部二厅’那伙朋友的认真劲儿,说不准已经为大曾建立了专档。现在这个人没了,那人家多半会认为我们无能……”叹了口气,保福祥继续说,“既然有惊无险,那我还是回原先的下榻处吧。那里毕竟清静,便于我静下心来考虑下一步的路数。南京那边还没有消息,实在不行,我就亲自跑一趟。”

冯恭宝提醒:“您在沪上的寓所已经抄没,共产党公安肯定把您列入了通缉名单;而您出行是非得坐轮椅的,那样太容易暴露了。”

“我何尝不知道呢?唉……容我细想后再作决定吧。”

当天深夜,乌篷船又把保福祥送回昭庆寺里街的临时寓所。操弄乌篷船的还是五金行那两个伙计,一个叫吴阿小,一个叫宋丁丁,都是绍兴人。当年冯恭宝在浙中地区拉起“黑魅堂”匪伙时,两人就专事驾驶乌篷船跑交通搞运输。后来因官府侦缉得紧,“黑魅堂”不敢再折腾下去,就来了个整堂“转业”,七名残匪悉数潜入杭城,开了这家五金行。那条乌篷船自然不便一起带来,但五金行进货、送货以及接送客户、自家进出代步也需要交通工具,冯恭宝就斥资向船厂定制了一条乌蓬船,仍由吴阿小、宋丁丁两个负责。

两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驾船送人送货,空余时也要干些五金行的杂务,比如擦洗锈迹斑斑的金属零配件之类,经常要跟机油、牛油(油脂状的半固体润滑油)打交道。时间长了,身上的机油味儿不太容易去除,不但是双手和衣服,甚至头发、鞋底也带着这种味道。跟冯老板或五金行的同事接触,大家都闻惯了这种味儿,没人在意,但在外人,尤其是嗅觉器官比较灵敏的外人面前,是无法忽略的。王秀丫是这样,此刻的保老大也是这样。

却说保福祥被吴、宋两个喽啰送到昭庆寺里街临时寓所后门,那二位正要把他搀扶上岸时,老爷子忽然改了主意:“回五金行去。”

吴阿小、宋丁丁闻之一怔,但只有服从的份儿。冯恭宝这时已经在五金行楼上的卧室里准备歇息了,听说保老大去而复归,那就不是像吴、宋两个那样“一怔”的表现了,而是大吃一惊。根据他对保老大的了解,料想此举必有重大缘故,而且多半是安全方面的问题。

果然,听保福祥一说缘由,冯恭宝不由得一个激灵。怎么呢?刚才吴、宋两个要搀扶保福祥登岸时,他忽然闻到了二人身上那股虽不算明显但依旧不容易被忽视的机油味儿。要说保老爷子的思维,那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他马上想到了已经落入公安之手的王秀丫一一既然我都能够分辨出这两个小子身上的机油味儿,那比我年轻将近二十岁的王氏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如果王氏在受审时向公安透露这个细节,那“腾达五金行”就不安全了,保不齐没几天就被人家给发现了!

冯恭宝虽然是“黑魅堂”的掌门人,领着手下匪徒风高杀人月黑劫财,作恶无数,但脑子远没保老大转得顺溜。保老大颇费了些口舌,才让他弄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遂提出一个应急方案:“这样吧,那边的房子放弃,反正我是化名买下的,上家已经去了海外,我从没在那儿住过。以前倒是去过两次,不过都是晚上坐船悄悄去的,料想无人得知。兄台大驾入住后,我也就去过两三趟,也都避开了旁人的耳目。所以,只要把派到那里为您效劳的那两个弟兄叫回来,把一应物件收拾干净,即便公安真的查到那里,也是劳而无功。”

保福祥也没想出更好的主意:“看来只能这样了。王氏是12月10日被抓的,大曾已死,公安肯定要连夜盯着王氏讯问一应案情。如果王氏已经供出‘机油味儿’的细节,公安必定派员连夜赴杭城专查。可是,出事已经四天,却没听说过关于这方面的任何消息,我们往好处想,那就是王氏可能没注意到……”

冯恭宝听着连连点头,如释重负似地长透了一口气,“兄台高见!”但保福祥接下来的话又使冯恭宝坐立不安了:“不过,王氏在出事当晚受审时没招供此节,并不等于之后没招供。像她这样的活口儿,公安必定要反复讯问。也许她一时想不起这个细节,但人家是专业人员,问出来是早晚的事。我们还是要做好随时离开五金行,甚至离开杭州的准备。往下,咱们只好去南京小住了。”

冯恭宝没料到事态会变得这么严重,昭庆寺里街的宅子,放弃也就放弃了,五金行可是他多年的心血,还真有点儿舍不得,这种情绪反映到脸上,那自是变颜变色、阴晴不定。

保福祥猜到了冯恭宝的想法,再次开腔时,又转变了话风,给冯恭宝打气鼓劲:“好在台湾特派员快要过来了,特派员一来,我们就有依靠了。我想他们不会因为我们面临的处境有点儿不顺,就把我们抛弃。他们现在非常需要像‘品字三方会’这样既有实力,又有经验,还死心塌地为他们效力的人,必定会想办法帮我们解决困难的。”

冯恭宝沉思不语。保福祥以为这老兄还在患得患失,刚想继续安慰,冯恭宝咳嗽一声,开口了:“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否可以设法打探一下风声?”

这种想法保福祥也有过,可是没有实施的条件,此刻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冯恭宝嘴里说出来,他并不抱太大希望,只是随口敷衍:“老弟准备怎么打听?”

冯恭宝说:“我这家五金行已经经营了十个年头儿,认识的汽车司机和维修工匠比较多,不乏解放前在旧警局效力,解放后被共产党作为技术人员留用的。其中有一个叫乐宗赞的修车工匠兼司机,其技艺在杭城乃至整个浙江业界都排得上号,人送绰号‘乐大匠’。他现在在杭州市公安局车队工作,身兼两职——修车和开车。到目前为止,他是市公安局同时掌握这两项技术的人员中最拔尖的一个,据说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汽车发生故障,都找他去解决。另外,省厅警员有紧急出差任务需要长途驱车前往的,有时也会叫他随行,一是作为备用司机,二是途中车辆万一发生什么故障,他能就地解决……”

一听到这儿,保福祥已经明白了冯恭宝的用意,这位行事风格一向粗线条的老兄居然有如此有建设性的想法,不禁让他眼里放光:“请往下说!”

乐宗赞技术一流,比较有性格,待人接物讲究“感觉”。他对命相有研究,水平远在寻常街头巷尾设摊开馆的相术师、风水师之上。据说当年“军统”戴老板还在复兴社特务处长任上时,也曾以“金先生”的虚名搞了一次“偶遇”,请他看过相,还顺便让其司机向乐大匠请教了一些解决汽车、摩托车疑难故障的诀窍。不久,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戴老板派人向乐大匠发出“加入团体”的邀请,遭到他的婉拒。杭州落入日本人之手后,乐大匠原本是准备走的,因其老母患病不便上路,结果就没走成,被日伪警方留用。日伪以关心为名,指派女佣人住其家昼夜照料其母,实则也是一种监视,以防技术人才流失。

要说乐大匠这人,还真是个大孝子。他曾娶过一个长相不错的女子,结婚不到一年,因该女与婆婆发生口角,被乐知晓后,连缘由都没问,立刻宣布休妻,当场扫地出门,发誓永不再娶。

所以,日伪这一招对乐大匠非常管用,只好老老实实待在杭州伪警局。不过,这人还算有见识,日伪数次要对其封官行赏,他坚辞不受。这样,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办汉奸的名单上就没有他的名字了,他始终是日伪警局下面的一个普通工勤人员。既然不是汉奸,那就留在警局继续为“党国”效力了。

乐大匠对汽车零配件的质量鉴定也是首屈一指,杭城的五金行老板,至少一半以上都有巴结他的想法。但这人结交朋友要看对方的命相,如果觉得命相相克,不论你再怎么巴结他,也永远是那种萍水相逢的寻常关系而已。冯恭宝的命相倒是入乐大匠法眼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就谈得很投缘。乐大匠给冯恭宝带来的好处是:为其进货把关,保证不让伪劣产品进门;根据行情预测汽车零配件损坏后能否及时得到合适的替换产品,让冯恭宝对何时进货、进哪些货、进多少数量作出准确判定。

那么,冯恭宝现在跟保老大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以保老大的那份智商和江湖经验,自然能够猜透——由于史阿根的被捕,公安显然已经知道曾涉川拉上史前往杭州“办事”的情况。至于办什么事,公安是不会知晓的。以保福祥对共产党公安的了解,光是袭警杀人脱逃案就足以惊动松江专署以及苏南行署的公安机关了。根据史阿根的口供以及曾涉川被松江派出所扣留伊始交代的其在上海的真实住址(曾当时认为只是一桩寻常纠纷,交代的是自己在沪上合法使用的名址),其侦查触角肯定要伸往上海以及史阿根的住所地南汇县周浦镇。待到12月10日曾涉川在上海“大世界”摔死、王秀丫落入公安之手,公安方面肯定已经意识到他们手头的这起案件绝不是“袭警杀人脱逃”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更深的背景。如此,这个案件就会上升至华东公安部主持侦办。

不管王秀丫是否已经供出“机油味儿”这个可以被公安作为侦查保老大藏匿处线索的关键细节,华东公安部派出的侦查员肯定要来杭州公干,甚至还会在杭城专设驻点待下来开展工作。这样的话,像乐大匠这样的非警员身份的工勤人员,由于其技术权威的身份,多半跟杭州市局、浙江省厅的公安民警和工勤人员中与用车修车有关的人员有工作方面的交往,估计能够听到若干这方面的传闻。

由此,保福祥马上就想到了拉拢乐大匠,从其嘴里套取情况进行研判,弄清楚“品字三方会”目前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处境。

这样想着,保福祥脸上禁不住露出笑意,对冯恭宝大加夸赞:“如果能把此人收纳进‘品字三方会’,那稍后咱们在‘国防部二厅’的特派员面前也有面子,这个人很有用,不仅是对咱们‘品字三方会’,就是对‘二厅’来说,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宝货啊!”

然后,两个匪首就开始商量拉拢乐大匠的可行性。冯老板向保福祥介绍了此人的相关情况——乐宗赞今年四十五岁,宁波人氏,十三岁时经其父生前朋友、时任美商亨茂出租汽车公司华人经理顾协康的介绍,到该公司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开设的分部兼修理所当了一名学徒工。当时社会上把驾驶汽车视为“高科技”,而修理汽车则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乐宗赞因有顾协康的关系,公司为其安排了一个技术高超的德国师傅。德国师傅主张修汽车必须先会开汽车,开车就成了乐宗赞的入门课。

三年学徒满师,乐宗赞不但能熟练地修理汽车,还拿到了驾驶执照。当时,上海滩最时新的轿车有两种:七座雪佛兰高级轿车和超级司蒂庞克轿车。能够独立处理这两种汽车一应故障并更换零部件的华人技工据说只有五人,十六岁的乐宗赞是其中之一。他在上海滩及其家乡宁波乃至省城杭州业界声名鹊起,稍后,美商亨茂出租汽车公司歇业。其时沪上有二十四家中外出租汽车公司,有一半以上都向乐宗赞发出加盟邀请。乐宗赞正在挑挑拣拣反复权衡时,其洋师傅要回国了,临行前对他这个唯一的华人徒弟说,你哪里都不要去,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一个地方——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你去那里做一名修理工,主管威廉先生是我的表弟,他也是一名擅长修车的技师。

在工部局警务处打工收入不菲,按照当时的规矩,还有小费可拿,但乐宗赞平时在马路上见惯了那些中外巡捕耀武扬威欺压百姓之象,对此并不怎么感兴趣。可毕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行业规矩,即便师傅是老外,那也不能违背。最终,他还是遵照师命,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做了一名修车匠。不过,他坚决拒绝为警务处巡捕房充任临时司机,哪怕给加班津贴也不干。

二十一岁那年,宁波老家的母亲托人为儿子物色了一个对象,捎信让他回去相亲。那个婚后因顶撞婆婆引发口角被乐宗赞毅然休掉的小女子长相令乐宗赞满意,看上去也是一副温存相,这门亲事就定了下来。旧时不大时兴马拉松恋爱,这年春节,两人就成亲了。

当初乐宗赞去沪上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做修车工时跟人家有过约定,只做两三年,结婚后就要回乡。这一成亲,乐宗赞顺理成章辞掉了上海的工作。他这个职业吃香,不愁没人要。原拟在宁波从事修车工作,之前宁波警察局听说乐师傅婚后将回乡定居,也动了招聘他的心思——尽管那时候宁波警察局只有寥寥数辆破车。为此,乐宗赞办喜事时,警察局还送来一份礼物,在门口一摆,那些习惯于这当口儿登门寻衅生事以行敲诈的地痞流氓和乞讨的叫花子见了返身就走。

不过,宁波警察局的如意算盘白打了。浙江省警察厅听说此事,来了个捷足先登,直接派人把乐宗赞和妻子接往省城,到了地方二话不说,请新婚夫妇游览西湖。这一去,乐宗赞就让人家给留下了。稍后,杭州市警察局又把乐宗赞从省厅挖去,他就把母亲接往杭州定居,直到现在。

十七、寻找乌篷船

乐大匠把妻子扫地出门后,发誓今生不娶。按说他在警察局做汽车修理工的头儿,收入高,还有外快,日子应该过得很滋润吧?介绍情况的冯恭宝却是摇头:“滋润不滋润,这话要两方面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乐大匠生性喜欢交朋友,跟他来往的,匪类好像没有,但是警察、帮会人士不少。可想而知,生性豪爽的乐大匠跟这类朋友混在一起,好比白布送进了染缸,想不变色都难。没几年下来,他就吃喝嫖赌样样来得,听说还染上了花柳病,打过606(旧时治疗梅毒的一种药物)。

乐宗赞以前就已经挣得了不少钱钞,到杭州后,警察局又给他开高薪,还有加班津贴和小费——他收小费竟然收到了警员头上,遇到有警员需要车辆出急差,来检查汽车是否有毛病路上会不会出问题,或者要带个备胎、零配件什么的,都得塞钱送物,名烟名酒珍贵补药都不在话下,出差回来还会送上一份外地土特产。此外,一些像冯恭宝这样的五金行掌柜、汽修厂老板因为不时要麻烦他掌眼,每到年关都会送上一份心意。不说别人,就说冯恭宝每年送去的红包少说也相当于他一个月的薪水。杂七杂八各种收人林林总总加起来,那是相当可观的。

不过,到了解放后就不同了。在共产党的公安局,他的薪水虽说仍旧是全局工勤人员中最高的,但补贴没有了。共产党讲究奉献,局长都没有津贴领,工勤人员自然得取消,估计就是不取消也没人敢领;至于小费,更是做梦也不敢去想了。解放后私营五金、汽修行业生意差了,乐宗赞的外快也少了。

他过去的收入虽然可观,可他这种沾上吃喝嫖赌的人,再多进项也不够用。况且,他那年近七十的老娘这两年毛病很多,中西医进进出出犹如走马灯,打针吃药也花了不少钱,乐宗赞是个孝子,每月还要给老娘吃一支野山参。公安局内部有规定,公然呼朋唤友吃吃喝喝那是不行的,容易成为反面典型——被举报上去只怕砸了饭碗还要送收容,他不敢;但赌嫖这两样,他一时半会儿戒不掉,据说经常在钱塘江的船上赌博。妓院给取缔了,他就找暗娼。

赌博运气如何?冯恭宝说:“早就债台高筑了。解放后这段时间,他先后向我借过三次钱,到现在,第一次借的还没还呢。我估计,第四次又要开口了。”

保福祥越听越激动,当下一拍桌子:“行了!这个人对我们非常有用,你明天去找他,设法说动他。至于钱,可以先给他一根‘小黄鱼’!”

乐宗赞最近工作较忙,冯恭宝约了三天才见上面,费了一番口舌,终于说动了乐宗赞。乐拿到“小黄鱼”后,问冯恭宝要他干什么事儿,丑话说在前头,要我杀人放火安置炸弹投放毒药什么的我可没这份胆量,只能帮着打听打听消息。冯恭宝说就是要你做这事,遂将刺探外埠公安来杭城调查之事说了说。乐宗赞点头应允,说这个应该不难,冯老板您听我消息就是。

冯恭宝回头跟保福祥一说结果,保老大大喜:“这就好了!有乐大匠给我们打听消息,我们就可以掌握警方的动向。这个人,‘国防部二厅’方面肯定大有兴趣,我们暂时不要过多地使用他,说不定到时候能派上大用场。”

这天,是1950年12月20日。“品字三方会”的两个头目做梦也想不到,仅仅隔了一天,华东特案组就要对他们采取行动了!

华东特案组是如何获知“品字三方会”的总部设在小河直街这家五金行里的呢?这还要从一周前说起。

王秀丫供出“机油味儿”的线索后,“焦组”侦查员随即对该线索进行分析,认为“品字三方会”在杭州的那个骨干头目的藏匿地,多半与机油密切相关,比如某家机修作坊、修车行、五金行或存放机油的仓库,这应该是“品字三方会”在杭城窝点的一个明显特征。

按照这个特征开展排查的话,理论上来说应该没有问题。但这种排查需要投人大量警力,这就会引起三方面的副作用——一是耗时长,这跟上级领导当初下达这项任务时的要求有矛盾。

二是华东特案组总共只有七个侦查员,还分成了两路,由郝真儒、支富德、孙慎言三人组成的“郝组”去了南京,杭州这边只剩下焦允俊、沙懋麟、张宝贤、谭弦四人。初步框算下来,目前杭州符合上述特征的场所多达数千,仅凭“焦组”四位侦查员加上松江便衣简博、小申共六人,即使再从杭州就地调配三十名便衣(这在建国初期的异地侦查工作中,已经算得上超大规模了),焦允俊心里还是没底:抽调便衣多,难免会有能力水平、工作积极性、责任心等方面参差不齐的现象,万一其中哪一位在开展调查时掉链子,那就有可能“惊了一个,走了一窝”。

然后是第三个副作用,即便所有便衣都能做到忠于职守,没有发生“惊了一个,走了一窝”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如下的结果——全城符合上述特征的场所都暗查完了,却没有发现“品字三方会”的线索。这种结果不一定是分析判断错误导致的,而是任何案件的侦查过程中都难以完全避免的意外情况,比如匪特团伙的窝点并没设在跟机油味儿相关的场所,只不过是那两个送王秀丫去保老大藏匿地的喽啰偶然沾上的味道。那样一来,大范围排查不仅查摸不到线索,如此的动静难免在杭州社会上传开,同样是打草惊蛇。

所以,焦允俊认为,除了上述那个主要特征外,还需要辅以其他特征,这里称之为“副征”。“副征”是什么?焦允俊在纸上写了三个字:乌篷船!

沙懋麟、张宝贤、谭弦三个一看,顿悟。

如果把“品字三方会”杭州窝点匪特分子与惯匪保福祥、曾涉川有关的情节比作一场戏,那么乌篷船就是这场戏中的一件重要道具。这条时不时在戏中出现的乌篷船,并非用于营运,而是私家专用小舟,就像上海有钱人家的私家黄包车一样。鉴于驾驭小舟的人身上有机油味儿,这条私家船应该属于杭州城区中某家跟机油有密切关系的私营工厂、作坊或者五金行。如果这个估测准确,特案组往下查摸的范围就明显缩小了:一家有私家乌篷船的企业,船夫多半是打工伙计。

跟三位战友统一意见后,焦允俊作出决定:向浙江省厅临时商借四名政治可靠、业务精通、性格稳重的便衣同志协助,加上特案组原班人马共十人,分为五拨,根据上述两个特征分头进行暗查。焦允俊把这个侦查方案译成密电后,交由报务员姜宁波拍发上海。当天晚上,马处长回电,批准该方案,并预祝“焦组”马到成功。

次日,12月22日,“焦组”侦查员和外援便衣全体出动,进行秘密走访。一连走访了两天,五拨侦查员都未访查到既定目标,尽管各小组都发现了同时具备“机油味儿”和“乌篷船”这两个特征的对象,但“腾飞五金行”却不在其内。这是怎么回事呢?

负责在该区域执行暗查使命的两名便衣是松江的简博和杭州的小郑,他们从区政府工商股抄录的与“机油味儿”有关的对象共有十九处,其中包括“腾飞五金行”。接下来,就是查摸这十九个对象是否有私家乌篷船。乌篷船没有航行执照,也就是说,没有归口到哪个政府部门管理,他们就去了管段派出所。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民警,操一口杭州当地话,简、郑两人一看,都有一种“这是个老警员”之感。

两人遂向对方了解“腾飞五金行”等十九家相关厂商的基本情况,其中重点是“是否有私家乌篷船”。那民警很热情,说了不少,但关于乌篷船,他则说这十九家均无,又说据他所知,其中两个厂家各有一条小吨位主要用于运输原料和产品的无篷木船,今年夏天两个学游泳的儿童溺水,派出所还曾征用这两条船用于救捞。

这种调查是需要做笔录的,还要请接待警员签名、派出所盖章。掌握公章的所长去分局开会了,简、郑两人等了一会儿,候得所长返回,那中年警员把笔录拿去盖了章。简博、小郑寻思,这等做法应该是符合外调程序了,于是收起材料,道谢而别。

哪知,这件事一开始就有问题,问题出在那个接待警员让简、郑两人一看都有一种“这是个老警员”之感,结果先入为主了。用焦允俊的说法,先入,没错,通常人们遇事都先要想一想,这就是“先入”;但是,你的想法是不是准确呢?这就要琢磨一番了。光琢磨还不够,还要用不同的方式加以验证。如果把未经验证的结论作为对事实进行甄别的依据,那就是“为主”。对于侦查员来说,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要不得!

事后,焦允俊让内勤小钟姑娘汇总所有调查材料,对当时的调查过程进行复盘,认为简、郑两名便衣这次不靠谱的调查属于严重事故。既然是事故,就要对责任人进行处分。这两名便衣的关系不在华东特案组,焦允俊无权对他们作出具体处置,只有把两人退回原单位。按照规定,借调到华东特案组这类特殊部门的同志返回本单位时,需要特案组出具一份书面鉴定,这份鉴定还要存入本人档案。在鉴定中,焦允俊如实反映了简、郑两人被退回的情况,还盖上了华东特案组的公章。

可怜这两位兄弟,回到原单位后,不但写了检查,还受到行政警告处分,接着被调离公安系统,从此跟自己喜爱的侦查工作永远告别了。

至于派出所那位中年警员,确实是个干了十几年警务的老警员,不过,他干的是交警,解放后被留用。因为天生一张秋风黑脸,又是一副人高马大的身板,领导认为这位兄弟站在新社会的街头指挥交通的话,可能会让人民群众联想到旧社会一些欺压百姓的旧警察,从而影响人民公安的形象,就将其调往派出所做了一名治安警。这人倒是比较积极肯干的,抢着义务值夜班,经常放弃休息时间下里弄走访群众,了解治安情况。为此,还获得过分局的表扬。杭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专门派员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了解到该警员对基层情况的确是比较熟悉的,从交警转岗干治安不过一年半,掌握了不少基层综合情况,如果在同类转岗警员中搞个排名的话,他应该可以名列前茅。可是,他恰恰不知道本所管段内这家只有两个门面的五金行里竟然有一条私家乌篷船。

如果不是接下来的一个意外,估计特案组对符合“机油味儿+乌篷船”特征的调查就会受阻,最后的结果,大概率是需要重新走访摸排线索了。当然,侦查已经到了这一步,无论大概率还是小概率,这伙匪特都难逃落网之厄。这个意外的主角,就是杭州市公安局的汽车修理工兼司机、绰号“乐大匠”的乐宗赞。

要说乐宗赞,尽管在旧社会沾染了吃喝赌嫖的恶习,而且到了新社会还在悄悄搞这一套,这种品行当然不敢恭维,甚至可以说是触犯了法律法规的底线。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判断力,换句话说,他的江湖经验非常丰富。像他这样的角色,虽然在公安局工作,对学习法制显然是不感兴趣的,不过,他很清楚违反新社会的法律法规有什么后果,对于有人拉拢他参加“品字三方会”这样的反动组织,他是非常敏感的。跟“腾飞五金行”老板冯恭宝见面后,听其一说事由,乐宗赞马上明白对方原来是这么一个角色,那没什么可说的,肯定要向警方报告。

心里这么想,脸上却不能表现出来,依然保持着平时那副冷峻中夹杂着些许傲慢的“大匠本色”。他知道这当口儿不能拒绝,甚至不能期期艾艾地说什么“容我想想”之类的话;当然,也不能装腔过度,显露出“终于找到组织了”的那种激动。那么,应该如何回应呢?之前说乐宗赞江湖经验丰富,那绝对不是吹的,他一下子就找准了定位:冯老板之前很关心我的收支,看来他是认准了我身上有为了钱财什么事儿都敢干的死穴,那很好,就跟他谈报酬吧。

要说惯匪出身的冯恭宝,杀人抢劫绑票是一把好手,金盆洗手改做五金行老板后,谈生意也勉强可以,但要说做思想工作,那就勉为其难了,尤其是劝人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加入匪特组织这样的思想工作,他连三板斧都没有,只有一招——诱之以利。一听乐宗赞谈钱,他心里乐开了花,马上就拿出了那条“小黄鱼”。

乐宗赞看对方出手就是五两黄金,暗吃一惊,寻思看来这阵仗不小啊,绝对不是小打小闹的团伙。他二话不说把金条拿到手里,掂分量,看成色,眼中闪着只有在赌场上才会显现的贪婪之光:“成交!”

那是12月20日傍晚的事儿,地点是在河坊街的一家小酒馆。乐宗赞离开后,直接回家,途中没往身后看过一眼,以防冯恭宝安排喽啰对他进行跟踪,让人家看出破绽。当晚,他跟平时从外面应酬回来一样,八点多钟就上床休息了。次日清晨起床后,他去外面买了早点,母子两个吃了,便出门前往市公安局上班。总之,看上去一切如常。

冯恭宝被捕后交代,他确实派手下对乐宗赞进行了跟踪,而且事先在乐家斜对面的“光明旅社”订了临街房间,让手下在窗口整整守了一夜。如果这段时间里乐宗赞出门前往派出所或者公安局的话,监视者就会执行冯老板的命令——“务必将其干掉”。

可是,乐大匠非常沉得住气,一连三天没有反应,直到12月24日才启动自己拟定的计划,向公安局报告。

乐宗赞接下来的举动,颇使特案组吃惊,他的所谓“向公安局报告”中的公安局,并非杭州市公安局,也不是浙江省公安厅,至于分局、派出所,更不在考虑之内,他竟然是直接向华东特案组报告的。

乐宗赞怎么知道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在杭州活动呢?他是听前来修车的杭州市局便衣闲聊时说的,还听说组长名叫焦允俊。跟他进行单独谈话的焦允俊知道“江湖规矩”,也没追问是哪个便衣说的,即使问了,乐宗赞也不会透露。

特案组在武林门那里的驻地,乃是杭州市公安局一个不挂牌的办公点,当时这种办公点在杭州有多处。乐宗赞的工作是修车兼开车,以其“大匠”名声,自然是给一定级别的干部开车的,杭州全市所有的警方不挂牌的办公点他都去过。那天他听修车的便衣议及华东特案组时说到过该组驻地在武林门,当时也没在意,因为冯恭宝还没找他。这会儿要跟华东特案组联系,他马上就想起来了。

华东特案组驻地虽然离杭州市公安局不算远,但毕竟是两处办公点,乐宗赞要防范冯恭宝派人对其跟踪,不能直接找上门去,那就只有打电话了。至于电话号码,则属于乐大匠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必须知晓的内容。上班后,趁着司机班没人,他就往武林门那处办公点拨打了电话,点名要焦组长本人接听。

对于特案组长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意外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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